撒萌萌照片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刘璐明 日期： 2022-06-22

　　这是一群理工男造手机的故事。我们看过太多的“”发生在手机领域，不乏偏执狂、理想主义者、天才与“疯子”。然而这个故事的精彩之处在于，一个人在面对困境时的抉择，不断翻越一座座看似不能抵达的高山。最美妙的不是站上光辉顶点的刹那，而是在此之前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终端事业部总裁倪飞 39 由中兴Axon 40 Ultra 拍摄

　　灯光亮起，摄影机在调试，地板上电线层这间会议室里，一个简易的影棚搭好了。站在这座大厦之巅向外望，一座座玻璃幕墙伫立。

　　倪飞穿着深蓝色西装走进化妆间，身材高瘦，面带微笑。虽对镜头并不陌生，但正襟危坐在摄像机旁，他还是有些不习惯，两次问道，“要不然就换普通的T恤吧。”

　　大部分时间，他会身穿一套休闲服，出现在中兴手机上海办公室。夏天的夜晚，还可能会看到他踩着拖鞋，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和团队激烈探讨某个技术问题，直到最终解决。2021年，倪飞在深圳和上海之间的飞行记录是120多次。

　　将近20年前，倪飞站在这里望向窗外的时候，周围还是一片荒地和矮房，中兴大楼是这一带最高的，员工上万，鹤立鸡群。如今，高楼遍地，超百家上市公司聚集在此。

　　如同置身于周围这些崛起的高楼中，在一段时间里，中兴手机也被淹没在新秀的光环之下。2018年，在终端业务遭受巨大冲击的情况下，中兴这家有着技术基因的公司选择迎难而上，依然在技术上创造了多个行业“第一”。倪飞形容中兴就像个理工男，“不苟言笑，但希望通过技术去改变世界。”

　　这是一群理工男造手机的故事。我们看过太多的“”发生在手机领域，不乏偏执狂、理想主义者、天才与“疯子”。然而这个故事的精彩之处在于，一个人在面对困境时的抉择，不断翻越一座座看似不能抵达的高山。最美妙的不是站上光辉顶点的刹那，而是在此之前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深夜，20平米的小会议室传来争吵声，一块黑板竖立在一旁，时不时有人圈圈点点，或打开冰箱拿出一瓶可乐。倪飞陷在沙发里，面色凝重地问道，“为什么不行？”

　　这是2021年筹备新机型中兴Axon 40 ultra时的某个夜晚。倪飞提出，屏幕上下的黑边为什么不能再减少？他希望屏幕面积占比能够做到最大。听来简单，但实际上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黑边通常是天线的“藏身之处”，所以很多厂商会把黑边做宽。尤其在5G时代，手机往往兼容4G、3G、2G，天线越多，想缩减黑边就变得越难。倪飞和团队为此展开多次大讨论，逐个分析问题所在，在哪里卡住，就立刻找哪个环节的负责人来，甚至把供应商叫来都是常事。

　　这样的议题通常会讨论到凌晨两三点，有上海的同事知道他要来，会提前在周围给自己定好宾馆，还有人开玩笑，“听说他明天不走，便是晴天霹雳。”

　　最终，他们做到了，在视觉上以极大可能呈现出“无边框”效果。“你会发现逼到极致，总是能挤出那么一点点（空间）。大家可能会觉得为这点东西值不值得，但你只有这样不停地逼自己，才有可能在某个点产生比较大的创新。”倪飞说。

　　做到“无边框”无缺全面屏，还包括另一个关键技术的突破，即去掉屏幕上的“刘海”，而这又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

　　2020年6月，倪飞从子品牌努比亚回归中兴全面负责终端工作，并兼任努比亚总裁。当时的中兴终端业务面临国际和国内的双重挑战，市场占有率低，团队动荡，信心受挫。在倪飞看来，他们需要打一场小胜仗，鼓舞士气，“积小胜为大胜”，也让业内重新认识中兴。之后，中兴瞄准了屏幕和影像两个方向。

　　屏下智能摄像头成为一个突破口——将手机屏幕上的摄像头隐藏到屏幕之下，实现真正的全面屏。他们通过选择增大进光量的硬件摄像头弥补透光率的不足，通过算力优化拍摄效果。技术难题之外，他们还需要解决生产过程中的良率问题，倪飞提到，“如果实验室能做出来，良率只有百分之一二，供应商是不愿意生产的，因为成本太高。提升良率，就需要和供应商一起，一个工艺一个工艺地去谈。”

　　2020年，中兴成功推出全球首款屏下摄像手机Axon 20，从2018年有想法和雏形到现在，中兴和上游供应商一起，前后攻关三年多，Axon 40 ultra已经是第三代屏下摄像手机产品，“既保证前摄透光，又对屏幕显示没有任何影响，我们甚至把它定位为直板旗舰的终极形态。”倪飞称。

　　要打造倪飞提到的“直板旗舰的终极形态”，除了无缺全面屏之外，另一个突破口是行业里“卷”得更严重的影像功能。倪飞观察到，手机摄像头变得越来越多，但是很多情况下多摄只是一个噱头，“甚至可能有98%的时间，有两个头没有被用起来，闲置则是在增加用户的成本。”他提出三主摄的概念，把长焦、中焦、广角三个同样高清的摄像头，通过计算摄影组合形成一个全场景、全焦段的拍摄体验。这一代Axon 40 ultra已实现了三颗主摄全部支持闪电抓拍、预设对焦以及8K超高清录影。

　　倪飞爱踢足球，这个爱好从小学延续到现在。他一直是前锋，甚至踢断过韧带，“喜欢进球嘛。”他笑道。在参加大的比赛时，上场前他会特别紧张，“肾上腺激素在不停地分泌，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开始为之做准备了。”

　　新机发布会在某些程度上与之相似，筹备许久的产品终于登场，鲜花和掌声背后有诸多不确定性，走向赛场前，他们早已磨练无数次。

　　他的办公桌通常杂乱无章，但在无序之中，很多创意也在此诞生。他希望每当有新想法的时候，可以随手拿到能给他启发的物品。比如被随意扔在桌上的图纸、各类新淘的电子产品。

　　2004年的时候，刚加入中兴三年，他有一个机会升为总监，当时做的是通讯系统相关的工作。但出于兴趣以及热爱挑战的个性，两个月后，他还是选择了转向消费者相关的产品业务，从零做起。

　　刚去的第一周，每天夜里12点多才能回家，“挺辛苦，但是觉得挺好玩。”倪飞回忆，自己参与做成的一个设备，可以直接拿出去卖，甚至设备的说明书都是自己写的，“虽然很简陋，但感觉整个都是可以自己去掌控的。”

　　享受不确定性带来的创造力的同时，他也像置身于一座座大山的谷底，每当解决一个困难，翻越一座山，便会发现有更高的山在等着他。现在与过去不同的是，他早已为之做好准备。

　　刚开始做手机的时候，倪飞主要负责以To B业务为主的运营商产品，2012年开始专门做开放市场和开放渠道。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悄悄来临，“虽然我们To B已经做得挺好，但还在想要不要做一些新鲜的东西，然后我们做了努比亚这个品牌，专门针对To C市场、互联网渠道。”倪飞说。

　　产品上线第一天，货卖完了，生产跟不上，一个月发不出货，他在互联网上被骂得“抬不起头来”，这段打击很大的经历，后来也慢慢熬了过去。从做系统转向做手机，从To B转向To C，倪飞完成了职业生涯的两次重大选择。

　　产能问题后来还碰到过两次，均与技术革新相关。2013年左右，他们将当时非常新的技术“外结构LDS”运用到了手机产品中，可以简单理解为，把天线装在结构件后面的板子上，结果该部件的良率非常低，“供应商做1万套才能产出100片，后来他们都不愿意做了，但货的需求量很大，就卡住了，非常痛苦。”倪飞回忆。

　　那是七八月份烈日当头的中午，倪飞一个人跑到球场踢了一下午的球，出了一身汗，再洗个澡，冷静一下，回去继续找对策。

　　在智能手机拍照刚刚起步的时期，中兴子品牌努比亚X6就已经喊出了“能拍星星的手机”的口号。这款手机非常受欢迎，但量产又碰到了问题。“那款机器已经趟过了很多问题，也已经做了好几代产品，但因为挑战新的技术，整整四个月出货只有1万台。我觉得错过了一个非常大的窗口，非常沮丧。”倪飞回忆。

　　“当时和我一起踢球的领导，气得把球差点踢破了，跟大家说如果不成功，便成仁吧。”他那时候觉得，问题已经到了彻底解决不了的地步。

　　但有一天晚上，倪飞半夜接到一位工程师的电话，想到一个解决方案，他当时爬起来，马上跑回公司，跟团队通宵搞了一个晚上，问题迎刃而解，柳暗花明。

　　“任何时候都永远会有更难的事情出现。”倪飞感叹。2021年，芯片危机出现，除了提前的准备和积累之外，他还在全国各地跑供应商，“以前只需要和一级供应商打交道，最缺货的时候都找到了四级供应商，到厂里去跟他们老大谈。”倪飞表示。

　　在疫情、缺芯的双重影响下，2021年，中兴依旧实现了消费者业务收入257.3 亿元，同比增长59.2%，手机产品营收同比增长近40%。今年中兴终端产品将挑战1.5亿出货量，同比增长50%的目标。

　　“每个行业都有一次被颠覆的机会，希望在我的努力下能有机会带领我的团队在智能手机下一次颠覆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觉得这个机会依然存在。”倪飞说，“如果有可能在这个行业里留下自己的故事，那是挺开心的一件事。”

　　南方人物周刊：手机行业的创新和变化似乎越来越少，你怎么理解“微创新”和“革命”之间的关系？

　　倪飞：消费者更喜欢看到没有任何征兆的革命，更有戏剧性。但这是小概率，大概率还是应该脚踏实地。微创新是革命的基础，凡事都是从量变到质变，没学会爬就想跑，我觉得肯定会出一些问题。寻找机会，不停思考，强迫自己创新，这是产生革命性变化的基础，两者之间不是矛盾的。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选择屏下智能摄像头作为突破口？面前摆着很多条路，为什么选它而不是别的？

　　倪飞：关于做什么样的产品，我当时提了三条原则：第一条是可感知，如果你做这个东西藏得很深，感觉不到，可能就比较难被关注到；第二条是可传播，用户愿意自发地进行口碑传播，而不是官方的“自我宣传”；第三条是体验不可逆，“旦用难回”。我们选择了之后，发现屏下摄像技术具备这个条件。

　　南方人物周刊：有人说中兴可能错过了4G时代，需要一剂“猛药”。你怎么看待时间？速度在当下是最重要的事吗？

　　倪飞：我不觉得错过了什么时代，中兴过去的确算是碰到比较大的挫折。现在到了5G时代，也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现在遇到的问题是，5G手机目前还没有做出比4G手机太过特别的体验，没有3G到4G的换机潮那么强烈。我的目标是能够花两年到三年时间，回到中国一线品牌的阵列。

　　我们必须要灵活，有更快的反应和更快的决策。公司对终端也非常宽容和支持，我们的决策链很短，产品规划的队列也很清晰。

　　快是一方面，同时也要稳，要不然就步子跨得太大了，做得不好反而可能挖出一些坑，要既快又稳，才能实现有质量的增长。

　　南方人物周刊：最近很多车企都开始做手机，可能这也是一个反击。中兴很早就布局智能汽车领域。也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中兴的第二增长曲线，中兴在车联网方面的布局是怎么样的？

　　倪飞：我们叫汽车电子，是构成公司第二增长曲线的业务之一，中兴也成立了专门的汽车电子产品线，来整合公司的资源。公司也明确说明了中兴不打算做整车，而是和车厂合作，定位为“数字汽车基础能力提供商和国产自主高性能合作伙伴”，以芯片、车用操作系统等切入。我们已经与多家国内头部车企达成合作。除了车上的芯片和操作系统之外，还有个“车路协同”的场景应用。

　　中兴原来最主要就是做通讯网络，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所有公路都是一个网络。车在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会跟公路产生一个连接。我们现在还在做“智能RSU路边单元”，就是架在路边的一个个小基站，可以理解为未来中兴要铺设一个类似于5G、4G网络的公路通讯网络，连接对象是所有的车，这会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

　　南方人物周刊：当前市场增长乏力，加上疫情和芯片危机，在这样一个多重挑战的情况下，你觉得手机厂商应该怎么应对？需要抓住的机遇是什么？

　　倪飞：现在厂商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时候，第一还是要稳健经营，保证经营的安全性，这是最基本的。去年也有厂商，特别激进，导致今年因为疫情出现很多库存。另外是要保证稳定的现金流、库存管理、产品队列管理。在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情况下，也要适当抓住机会，用户需要更好的智能手机，微创新比较多，还没有形成大的条件，则更要坚定投入到研发创新中去，谁能够第一个杀出来，肯定就能争取到最好的市场窗口。

　　尽量拓展渠道，全球市场还有很广阔的空间。全世界智能手机渗透率在很多地方还很低，大家也看到很多厂商都在出海。中兴也有这个优势，中兴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都有办事处，也在加大海外渠道的拓展。

　　最后一点是智能手机延伸到了更多的产品方向，其实有很多新的增长点，这些领域都可能带来新的机会。我总认为消费者产品是一个非常好的蓝海市场，但对没有准备好的人来说，任何时候进入都是红海。

　　南方人物周刊：回想过去的很多个时刻，你做过最勇敢的决定是什么？有没有过胆怯的时候？